mg电子游戏贴吧

陕西省妇幼保健院

2018-07-16 11:04:39

对于如此恶劣的性侵害案件,韩国一些社会学家有认为是经济不景气所致,因为有韩国的犯罪统计数字表明,随着韩国经济不景气状况的日益加重,犯罪现象逐渐增加。据韩国国家警察厅日前透露,去年以来,杀人、抢劫、强奸、盗窃和暴力等五大犯罪案件数量均已超过前年同期。当然,这只是表现,重要的则是韩国现有的法律对性犯罪分子处罚不严厉。

迫于强大的压力,韩国政府和开放的我们党不久前决定针对性暴力犯罪者设立“基因信息银行”,用于犯罪调查。党政在国会举行了由院内代表金汉吉、妇女家庭部长官张夏真、警察厅厅长李宅淳等参加的政策协议,做出了这样的决定。第一政策调整委员会委员长崔载千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讨论把长相和住址等个人资料公开到能够准确指定的范围,以此限制其就业的方案,并计划将对

个人资料公开制度的综合对策进行立法。”另外,计划引进新制度,即,即使是轻微的性暴力犯罪者,也必须义务性地进行保护观察,并实施用声音监督系统限制外出的命令制,限制性犯罪者外出。但是党政对大国家党正在推进的电子手镯制度,决定首先在扩大运营个人资料公开制度之后,再慎重决定引进与否。

另外,检察机关还称,对儿童性暴力犯罪行为,将原则性地进行拘留调查。另外,对于性暴力事件嫌疑人,为了让其在审判中被宣判重刑,将彻底进行维持公诉。检察机关还称,对于有精神上的问题的儿童性暴力嫌疑人,积极实施鉴定(为鉴定嫌疑人的精神状态,让嫌疑人在治疗监督所和医院等地接受调查),对嫌疑人的平时习惯、行为方式等进行调查,用作在审判中判断是否判重刑的资料。检察机关表示,为应对性暴力被告以缓期执行方式获释的情况,将要求法庭尽量采取保护观察。

新华网北京3月11日电(记者王勉李佳鹏)“房地产预售制度存在七大问题,应该予以取消。”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行长白鹤祥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房地产预售制度表示了强烈质疑。他说,由他领衔、共有33位代表签名的议案已向大会提交,他们建议修改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取消房地产预售制度。

房地产预售制度取消与否曾在房地产界引发了一场争论,但这场争论最终以建设部明确表态近期不取消商品房预售制度而结束。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有关取消房地产预售制度的呼声再度高涨。

问题一,法律关系复杂增加了法律风险。商品房预售交易不仅涉及开发商与购房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还牵涉到开发商与其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其他法律关系。在多层复杂的法律关系中,任何一个环节发生法律风险,均可能影响到商品房交易合同的履行。

问题二,购房人缺乏担保的法律保障。在商品房预售中,购房人往往是先支付一笔不小的购房款给开发商,而开发商仅承担工程完成后将现房交付购房人的义务,购房人事先支付的购房款项因缺少有效的担保制度而得不到保护。

问题三,剥夺了购房人对实物的知悉权。这给开发商预售中以广告和宣传资料误导甚至欺骗消费者或事后擅自变更设计、规划及用料创造了机会。

问题四,从预售到现房交付期限过长。这期间往往是房屋的建造期,一旦开发商的履约能力发生变化,使工程竣工期延长或无法竣工,由于购买人已经签订了购房合同,往往让购买方蒙受损失。

问题五,期房交易类似期货交易,容易造成房地产价格泡沫。房屋预售中的购买人,除了用于自住外,不乏基于保值、投资、投机等目的参与其中交易。此外,房地产商也常通过虚假紧缺、浮夸囤积等手段哄抬楼价,致使房地产价格过分偏离其真实价值。一旦房屋价格泡沫破灭,房价下跌,作为抵押物的房屋价值也会减低,使银行蒙受损失。

问题六,“假按揭”套取、诈骗银行信贷资金。“以小搏大,空手套白狼”是不法房地产商普遍和常用的手法,而房屋预售制度为其提供了便利。

问题七,房地产风险主要由银行信贷资金和购房人承担。房地产预售制度不仅降低了开发商的门槛,使部分并不具备开发商实力的企业进入市场扰乱正常的经营秩序,而且一旦开发商投资出现问题,银行和购房人就成了开发商投资风险的承担者和牺牲品。

取消房地产预售制度应该如何实施?白鹤祥建议,设定取消这一制度后的风险影响缓冲期,充分利用修改法律到颁布实施的时间空当,给市场一段自然吸收消化适应的过程。一方面应防止房地产开发大幅度缩减,供求链条被打破,房价在一定时期的报复性攀升,另一方面应避免由此引发部分房地产开发商的破产倒闭而导致的市场震荡。

“风险缓冲期以两年时间为宜,或先在房地产市场发展和市场规则相对成熟和完善的地区和城市(如上海、深圳等)开展试点,取得成功的经验基础上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规范。”白鹤祥说。与此同时,白鹤祥建议完善相关房地产配套政策。取消房地产预售制度后,一方面完善监管手段和法规,规范管理房地产开发商的行为,通过对房地产开发商政策指导和资金扶持,将市场风险的影响降至最低。另一方面完善税收、市场信息窗口等政策和手段,引导购房行为。(完)

中新社北京三月十一日电(记者黄少华)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在本次大会期间,分别提出建议,人民币可以考虑增加孙中山、邓小平两位中国历史伟人的头像。

据悉,人民币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在石家庄诞生以来,至今五十多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发行了五套人民币,所有的人民币在图案的设置、印刷等方面都比较精美,同时又有不同时代特点。

提出人民币印刷上孙中山头像建议的是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胡志斌等十二名委员。他们在联名提案中说,目前流通的第五套人民币从一元、五元至百元的纸币正面上毫无例外全都是采用领袖毛泽东的头像,民间因此有“毛币”之说。

提案说,在中国,推翻帝制,开创共和,提出“民主、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毕生不忘“和平、奋斗、救中国”,倡导“平等、博爱”的孙中山先生,可谓妇孺皆知万众钦仰,更是海峡两岸及广大海外华人共同推崇感戴的政治人物。人民币应当增加孙中山先生的头像。

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段惠军委员和总工会界的顾心怿委员则分别提议将邓小平肖像印上新版人民币。

段惠军表示,纸币是国家名片。建国后人民币人物图案主要是以毛泽东画像为主。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短短二十多年又取得了举世震惊的辉煌业绩,国际地位蒸蒸日上,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环境中不可缺少的国家,这都归功于邓小平。人民币图案设定邓小平画像,同样是时代、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是为了记住这位伟人的丰功伟绩。他进一步建议发行二百元人民币,并将邓小平画像作为该币值图案。

顾心怿说,将自己国家不同时期有杰出贡献的领袖印到钞票上,完全符合世界各国惯例,绝不是“个人崇拜”。

另外,来自九三学社的罗锡恩委员则建议按照国际惯例,将人民币更名为“中国元”,既响亮又可使人一目了然。(完)

晨报讯(记者颜斐)昨天,最高人民法院民庭的两位庭长做客中国法院网,就社会关注的有关问题与网友在线交流。针对前一段时间发生在重庆的“同命不同价”的案例,网友们对城乡赔偿标准不同提出质疑。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纪敏表示,最高法院正在协调各方面意见,不久将会出台新的规定。

前不久,有媒体报道称,在重庆市郭家沱同一条街上,3名花季少女搭乘同一辆三轮车,同遭车祸丧生。农村少女得到了58000元赔偿,城市女孩获赔20多万元。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纪敏说,该司法解释是根据中国的国情,考虑到受害人以及侵害人双方的利益制定的。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定城市和农村两个标准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但是,经过这两年的司法实践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起事故中,受害方既有城市人又有农村人,根据城市标准赔偿的数额和根据农村标准赔偿的数额差距就很大。

纪敏表示,社会对“同命不同价”比较关注,法院也了解到此情况,并且近两年来都在做这方面的调研。目前,仍然存在一些分歧。但在同一事故中,既有城市受害者,又有农村的受害者,大家普遍认为,应该是按一个标准执行。目前,最高法院正在协调各方面意见,不久将会有新的规定。

“科技界的公信力在急剧下降,许多年轻一代已经是唯利是图……”“但前段时间那个管理科学院的事,参加的不都是我们的老专家们吗?”这是前日政协科技组分组讨论会上的一幕。一位年纪稍长的委员发言直陈科研领域存在的问题时,旁边一位委员忍不住插话了。

学术不端、论文剽窃、院士制度等问题,已经成为本届“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关注的又一热点。

前天,本报记者就此问题,对话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沈国舫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

记者:几天来,代表委员们对学术腐败问题议论颇多,公众对此也非常关注。目前,我国科研学术界究竟存在哪些问题?

沈国舫:应该说,学术腐败是问题的一小部分,学术浮躁才是目前比较普遍的情况。

我们不能武断地把这个问题拔得那么高,全部归结为学术腐败。科研人员急功近利思想的产生,和我们科研部门的引导有一定关系,每年发多少篇论文,论文发表在什么刊物上,都和他们的晋级挂了钩的,但有的研究领域专业是需要沉淀才能出成果的。这些要求又大都是各单位自行制定的一些土政策。结果就只能是,有些很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因为论文数量上不去,始终提不成教授,许多人就只好去搞邪门歪道,去剽窃造假,还有一些人在合作中将别人的成果据为己有。

总之,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问题,我们要看它是社会问题,还是科研群体自身的问题。我们国家的创造能力主要依靠这些人,如果这些人都被带坏了,大家都变得浮躁了,都不愿意坐下来搞研究,那就危险了。

陈竺:我想起比尔·盖茨说过的一句话,“人们在估算今后3-5年内发展情形时往往表现得过于乐观,但对10年内可以实现的事情又估计不足。”这句话很有道理,反映在我们科学领域就是浮躁和急功近利,这是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

此外,少数院士还喜欢对所有的事情都发表评论,这同样是学术浮躁的表现。

记者:前段时间爆出“川大教授学术剽窃”一事,媒体称其为中国版“黄禹锡”事件,对于这个事件,你们怎么看?

沈国舫:中国出现“黄禹锡”并不奇怪。只是截至目前,这个事件对外界的震动还没有达到黄禹锡事件那样的程度。科研是光明正大的事情,对于学术剽窃的情况,现在揭发出来是好事。这样的事情,该揭露就揭露,这也是媒体的责任。

陈竺:黄禹锡事件确实给我们很大警示,我们和韩国都是发展中国家,都急切地想改变现状,提升科技发展水平,而且两国文化相近,都存在一定的官本位思想,大家习惯把学术地位与行政联系起来。在黄禹锡事件中,就是国家给予了他太多特权,给他安了太多头衔,他几乎被神化了。这当然不利于他继续创新,而且重压之下,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发生。所以,我们要引以为戒,科学家要耐得住寂寞。科研就是科研,不要忘记自己的本色。

记者:去年几十位两院院士受聘所谓“中国管理科学院院士”的事情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这件事究竟因何而起?

沈国舫:我认为大多数院士是好的,他们为科研奋斗多年,赢得了社会尊重。但受社会影响,个别人也会陷入到各种问题中去,我们也不断地给他们敲警钟,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让他们注意自律。至于所谓的“中国管理科学院”,我们了解到,那是香港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在北京只是一个空架子。他们聘任“院士”,也是为了让我们的院士为其壮门面。我们的几十位院士“受聘”,应该说是受了蒙蔽,我并不觉得他们是要从中得到什么好事,要贪图什么。当然,我想也有个别院士存在虚荣心。因为现在世界上有第三世界科学院,所以他们可能会误以为那个什么管理科学院也是类似机构。其实,他们事前打个电话了解一下,不就清楚了吗?所以院士们还是要严于律己。

陈竺: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我想,科学家连什么是具有合法地位、在科学界有影响的科学组织都不清楚,这显然不应该。不能人家出来抖一下旗,你就投奔而去。不论在学术方面还是在社会活动中,我们还是要严格要求自己。

记者:外界一种说法是,院士终身制会导致院士失去创新动力,甚至产生某些不良学术现象。因此,有人认为应该考虑取消现行的院士终身制。

沈国舫:院士本来就不存在终身制的问题。院士只是终身荣誉,好比你获得“五一”劳动奖章,那也是你终身的荣誉,别人拿不走。院士虽然是终身荣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科研工作就此止步。以中国工程院为例,80%以上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活跃在科研第一线。院士在原单位的任职也没有特权,只不过对院士何时办理退休手续,现在还没有明确规定。院士在80周岁之后,在院士增选或院士大会上就没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于其他活动的参与,也可以根据身体状况自行选择。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他们的学术生命就会继续,国家的一些重大决策也需要他们的智力资源。

陈竺:取消院士终身制是不合适的。因为院士不是岗位,而是科学荣誉。目前,全世界的科学院都采取这样的做法,院士是终身荣誉,但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院士已经不是终身制了,如果他们违反了基本的科学道德,院士荣誉也可以被取消掉。但总的来说,我们遴选院士的标准还是很严格的。

沈国舫:国家现在给院士的津贴是每个月200元,这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初制定的标准,十多年来一直没变过。此外,关于院士待遇并没有其他明文规定。关于津贴调整的问题,我们也打算向国家建议搞一个统一规范,杜绝院士出去做商业广告。目前,我们正在调查研究院士收入状况,问卷已发出去了,收回问卷后,我们将把调研报告提交有关部门决策。

陈竺:院士津贴现在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一些院士可以通过外出讲座或兼职等获取工资津贴之外的收入,但一些老院士的生活就比较困难。我建议国家设立相关规定,切断院士“灰色收入”的渠道,提高公开统一的津贴标准。这个问题,我们会通过合适渠道向上反映。

沈国舫:我们对院士的要求是,他们要避免从事本职之外的兼职工作,所得报酬要与实职工作相称。去年,在新院士当选之后,我们马上给每个院士和他们所在单位发出一封信,明确要求他们要保持平常心,严于律己。我们收到对某些院士的投诉材料之后,如果调查属实,会和所涉及的院士谈话警告。

现在的院士章程里,也有对院士学风道德方面的惩戒规定,从谈话、警告、记过直到撤销院士称号。但现在章程里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比如什么情况需要采取什么相应的措施。目前,我们科学道德委员会正就制订实施细则进行研究。但其中的界限划分有一定难度,所以,我现在没办法明确告诉你细则出来的时间。

陈竺:科学院道德学风委员会正在不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科学家需要自律,并担负起与其相称的社会责任,我想最终还是要提倡一种严谨的科学精神和学风。实际上,如果科学家出现了道德学风方面的问题,就应该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只要查实有人出了问题,那就不管他是院士还是一般科技人员,都可以用同样的标准来处理。

下个月,我们科学院将开一个国际性会议,主要探讨院士学风建设问题,也将参照国际上道德学风方面的一些举措。我们已经向有关部门提交建议,希望成立全国性的学术道德管理委员会,发生重大学术不端问题后,由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来处理,但调查委员会不能全由本单位成员组成,并将调查结果公开发布。

中新网3月11日电中国外交部今天发布消息称,3月9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奉命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官员,就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当天上午在国会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亚洲司负责人指出,麻生外相作为日本外交当局最高负责人,在国会答辩中公然称台湾是所谓“民主主义成熟、自由主义高度渗透的法制国家,从各种意义上讲台湾都是与日本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这是对中国内政和领土主权的粗暴干涉,中方对此感到震惊和愤慨,并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中方强烈要求日方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的有关原则,切实履行在台湾问题上所作的承诺,消除麻生外相错误言论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不要再给中日关系制造新的麻烦。

这是一个如此注重孩子教育的年代,也是一个教育投资风行的年代。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一名重点中学的老师,我常常感受到大众对名校的敬仰、渴求甚至是迷信。

我们学校在广东省里算是一流的,曾有学校老师这样说:“在我们手里培养的学生,都应该去北大清华,一般的也要去中大华工,否则,就是我们的失败。”连学校里的老师都这样认为,可以想像,要一般的老百姓不追逐名校那是很难的。名牌中学的入学通知书就是名牌大学继而高薪厚职光明前程的直通车票。为了这张车票,多少人削尖脑袋往门里挤。

我们学校办了个民办初中,记得,招考那天,整条马路都塞车。三万八的赞助费,这是一个工薪家庭一年的收入。如果孩子入学考试不通过,那么就连交钱的资格都没有。要是这些家长都有权有钱,名校学位如囊中之物也罢。偏偏诸多人都还无权无势,却又不得不跟风加入名校追逐潮中。结果,没进名校的只好望门兴叹,而进去的也未必如愿以偿。

名校办的民校,我敢说它基本上就是个贵族学校。在广州,能够毫不在意地一下拿出几万块钱而面不改色的家庭我想并不算多。有很多家长交钱的时候都是掂量再掂量的。但也有不少家长却是根本不计较这几万块钱的赞助费。我去家访的时候,听到不少的家长说,我们家里有这个条件,孩子也不笨,当然要选个好学校。也有的家长说我的事业很成功,事事如意,最操心的就是这个孩子,再没别的。在那时我才意识到,我们这个民校里的学生不简单,他们的家庭背景跟往年的公办初中学生相比有很大的区别。家访那几天,我所见到的家长可以说是非富即贵,虽然没有真正接触到学生,但我已经知道,我这个班不好带。

有一个家长对我说,小学的时候有老师对他的孩子态度很不好,给孩子造成了伤害,“如果我不是可怜她,早让她卷铺盖了,当然——”家长满脸笑容地对我说,“老师,我对您是很尊敬的。”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心里百般滋味。在金钱和权力面前,名校算什么,老师算什么,名校可以有很高的门槛,但同时也有很低的姿态。不是我们名校选择学生,是有钱的家长选择了名校。

开学以后,这个班果然很难带。以往不用操心的午餐和午休,都成了老师的难题。有些学生中午都不爱在学校吃饭,几个同学打出租车去天河城购物中心,吃完饭再到六楼打游戏,到差不多上课了再打个车回来。我们以前的学生很少中午在校外游荡的,可现在不同了,学生一出校门,你简直没法知道他去哪了。还有,我们当时要是有什么杂费要收从来不必预先通知的。老师都知道你说收作业未必收得齐,收钱一下就能收上来,哪个学生要说没带钱都要给同学嘲笑的。

有一次,学校共青团组织发出帮助身边贫困同学的倡议书,班长读倡议书的时候全班哄堂大笑,因为身边的同学没有人需要帮助。